科学历史的教训

译文

　　看当今的世界，有几人能不感到诧异呢？自然界的力量，已经能够听从人类的命令，来指挥操纵它，能用器械控制和利用它，如同役使自己的马匹一样；交通贸易，比从前便利多了，纵有高山大河，也不能阻挡；饥荒瘟疫的灾害减少了。教育的功效，表现在各个方面,这同百年前的社会比起来，那时的改革不象现在这样激剧。什么是它的先驱，什么是伴随而来的？从外表看虽然不容易弄清楚，但实际上多半是由于科学进步的缘故。所谓科学，就是用科学知识探索深刻细微的自然现象，时间久了就会取得成果，以致影响到社会变革。这潮流又继续蔓延，激荡了远东，再不断扩展开去，波及中国。而且这股洪流的势头，仍然浩浩荡荡，没有止境。看它所发生的力量如此强大，就可推测到它所蕴蓄的力量是多么雄厚，从而使人们知道科学如此兴盛大发展，决不是由于一朝而大功告成的。探索它真正的源头，就得追溯到古代的希腊，后来约莫一千年之久，发展中止了；直到十七世纪中叶，才又冲决而成大川，其势更如汪洋，影响更加扩大，直至今天发展一直没有间断。实际利益随着产生，人民生活的幸福多方面得到了增进。但是，如果我们细心观察一下科学历来发展的过程，便会从中发现人类艰辛勤劳的形象，这样就可以使人们获得教益。

　　古代希腊、罗马科学的兴盛，并不比文学艺术逊色。当时最著名的著作，有毕达哥拉斯①(Pythagoras)的生理音阶，亚里士多德(Arlstoteles)的解剖学、气象学两门科学，柏拉图(Platon）关于《谛妙斯篇》和《理想国》②，德谟克里特(Demokritos)的原子论，而流体力学，则是阿基米德(Archimedes)奠基的，几何学是由欧几里德(Eukleides)创立的。机械学则由于希罗(Heron)完成，此外其它学者，更难以一一列举。当时亚历山大大学，特别被称为学者荟萃之地，藏书达十万余卷，即同现代大学相比，大约也无逊色。而它们的学术思想博大深邃，其光辉直到今天还在闪耀着。因为当时那些有才智的学者，实际上不仅启迪了上述几种科学的发端，还运用思维推理，探究那精深微妙之处，以图达到彻底理解形成宇宙的基本元素。泰勒斯(Thales)认为这种元素是水，安那克西门(Anaximenes)认为是空气，海拉克里特(Herakleitos)认为是火。这些学说的不正确，那是不用说的了。华惠尔就曾分析过原因说，探索大自然必须依靠抽象概念，而希腊学者却没有这种东西，即使有一点也是极微小的。因为要确定这种概念的含义，没有逻辑学的帮助，是不能奏效的（中略）。而当时那些学者们，竟想用今天我们用滥了的文字去揭开这宇宙之迷，而离开了根本！然而这种精神，即毅然起来探索古人所不知道的东西，去研究和探索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不愿停止于肤浅和表面现象的理解，这同近代相比，简直没有什么优劣之分。大约世上评述某一个时代历史的人，所给的褒贬，往往很不一致，他们评论当时的社会文化现象，常套用今天的标准，一看到两者有差距，便产生不满。假如设想自己是古代的一人，按照古人的思想，而不按照现在的思想，平心静气地加以研究，给予评价，那么这种论述才谈得上合理。稍有思考能力的人，是都会这样做的吧。倘若根据这样的观点来立论。那么希腊学术的兴盛发达，就只能大加表扬而无可指责了；至于其它，当然也是这样。世界上有些人嘲笑古代神话是迷信，贬斥古代宗教很浅陋，那都是些自呜为聪明的糊涂家伙，其实非常可怜而应予以批判的。凡要评论古代社会文化，评论它的高低优劣，必须拿另一个民族与它相当的时代，考虑它们当时所能做到的，加以比较，这样的结论才接近正确。只是宣称近代学说统统来自古人，一切新的学说都是从前人承袭而来的，这种观点的实质，与蔑视古代文化并没有什么两样。一般说来，就思想才能这一项来说，古胜于今的事，虽然并非没有先例,然而，搞科研却需要进行假设和实验，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提高，有些事古人不知道，后人用不着替他们惭愧，而且也用不着隐讳的。从前英国人要在印度铺设地下水道，印度人很厌恶并加以拒绝，有人说，地下水道本来是印度古代贤人创造的，年久技术失传，白种人只不过是窃取了这种技术而加以改革罢了，这样一来，地下水道才能够在印度推广起来。古老的国家抱着往古不放，往往不惜自欺到了这种地步。中国那些死死抱住“国粹”的人们，发表上述谬论的非常多。好象现在的学术文艺，都是我国几千年前早已有了的。我不知道这样说的人的用意是什么，他们就象印度好说假话的人一样，姑且弄点权术从来冒充新学呢，还是真心崇拜往古，认为往古什么都好而不可逾越呢？虽然这样，但对新学抱着格格不入和不肯接受的社会，也是有罪责的。

　　古希腊没落，古罗马衰微下去之后，阿拉伯人却随着兴起，他们向基督教和犹太人学习，翻译和注释的事业大为兴盛；卖弄新异，妄诞迷信泛滥，于是科学的观念淡薄了，因而进步也就停止了。总的说来，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在于探索、研究未知的事物，而阿拉伯的科学，则是模仿前人已有的，因此他们就以注疏代替实验，用评论鉴定代替融会贯通，博览群书的风气盛行起来，而新发现的事物却很少见，宇宙现象，在当时又变成神秘而不可预测了。他们既然如此怀念往古，所研究的因而也多是虚妄荒诞的东西，科学精神不见了，幻术反而兴盛，天文学得不到发展，被占星术所取代，连那种所谓炼金通鬼神的神幻货色，也都开始出现了。但他们也有不可小看的地方，那就是：当时学者实在不是懒散而无所作为，精神松懈，因而走向保守,只是被方术耽澳，才没有做出成绩来，至于他们所作的努力，其实也很令人惊叹。例如，那时伊斯兰教刚成立，政务学术相互推动同时发展，建都在哥尔多华和巴格达的两个帝王，东西对峙，他们竞相倡导古希腊、古罗马科学，在他们国家传播，又很爱好阅读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书籍。处处办有学校，专门从事修辞、数学、哲学、化学和医学的研究；化学上又有酒精、硝酸、硫酸的发明，数学上有代数、三角的进步；此外还实测了经纬线的长度，利用摆的周期来计算时间，而星体运行表的制作，也在这个当儿开始。当时学术的盛况，几乎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而基督教信徒，又多出入于西班牙的学校，吸取阿拉伯的科学而传入自己国家，使基督教国家的学术，为之一振,直到十一世纪，才逐渐衰微下来。赫胥黎作《十九世纪后叶科学进步志》一书，评论这事说：“中世纪学校，都以天文、几何、算术、音乐作为高等教育的四个分科，学习者如果不熟悉其中的一门，便不能称为受过适当的教育。现在反而看不到这一点，真使我们感到羞愧。”这话从表面看，与中国维新派人士大声疾呼兴办学校的人似乎相同，只不过他所指的，理论科学占了三种，不同于这种仅仅重视外国的应用科学和工业技术的人用来粉饰自己的说教。

　　当时的阿拉伯虽然是这样，而基督教各国，对于科学却没有什么进展。不但没有发展而已，还进一步排斥它扼杀它，说什么人生最可宝贵的，莫过于道德上的义务与宗教上的希望，若致力于科学，那就误用了人的特长。有个叫拉克坦谛(Lactantius)的人，是基督教卓越的学者，他就说过：“探索万物的起源，问大地究竟在运动还是静止，讨论月亮表面隆起和洼陷的形态，研究星辰的悬空和隶属，考察天体的成分，焦心苦虑于诸如此类问题的，就象絮絮不休地陈述没有到过的国都，真是愚蠢到了极点”。聪明的人向且这样看，一般平庸之辈更可想而知，科学的光辉也就暗淡了。这种趋势也不是没有原因的。正如丁铎尔(J.Tyndall)所说，由于那时罗马和别的国家的城市里，道德无不败坏，基督教恰好在这时候兴起，向平民宣传基督教的福音，如果教规不是很严，就不能矫正风俗，教徒们因传教而被害的虽然很多，而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只因人心受宗教束缚太久，这痕迹也就难以消除，于是那些被奉为精神食粮的《圣经》，有待于科学的判决。情况是这样，进步会有什么期望呢？以后教会和各国政府之间的冲突，给科学研究的妨碍也是很大的。这样看来，可以知道人类教育的每种科目，往往不在合适的道路上前进，注重了这方面就忽视了那方面，那方面兴盛了这方面就会衰微，交相替代，没有终了，如古希腊古罗马的科学，号称极盛，等到阿拉伯学者起来，则变为一切向古代学习。各个基督教国家建立了极严格的教规，作为道德的准则，可是知识如同一线相承，流传是不可断绝的。只因为世上事物的反复，时代变迁，科学事业终于又振兴起来，蒸蒸日上。直到今日，所谓世上没有笔直前进的道路，常走螺旋形的曲折的道路,好比流水，大小波澜，奔腾起伏，经历了无数前进和后退，到达大海一样。这话的确很对啊。而且不仅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是如此，就是科学与美学艺术也一样。欧洲在中世纪，绘画美术各有准则，等到科学前进了，再加上其它原因，美术便中途衰落了，等到重新遵守绘画的各项准则，则是近世的事情了。对于这种消长，也不必评论它究竟有利还是有害。大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的暴力压制科学事业的发展，这种事情或许令人震惊吧，而社会精神，也受到冲刷，经过熏陶也孕育了许多奇异的鲜花。二千年来，这种花朵的色彩开得一天比一天更加鲜艳，有的化为马丁•路德，或者成为克伦威尔，或者化为弥尔敦，有的化为华盛顿，有的化为卡莱尔，当后代瞻仰追念他们的业绩时，谁能说他们不伟大呢？把这些成果用来抵偿宗教阻遏科学发展的损失，还是绰绰有余的。其实无论宗教、科学、美术、文学，都是人类发展所需要的，要确定哪一项更重要，现在还不能做到。不过如果迷惑于那显眼的实例，效法那些最肤浅的方法和技术，那历史事实所验证了的，必然要违反他们的心愿，而获得恶果，这是可以断言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做的民族能够得以长存，无论在科学文明史或政治发展史上，都没有先例。

　　如上所述，只是限于阴暗的一面，如果撇开这些，要在那个时代寻找杰出人物的话，也有一些可作介绍的。比如十二世纪有马格纳斯(A.Magnus),十三世纪有罗吉尔•培根(RogerBacon。他生于1214年。中国常常听说的那个弗兰西斯•培根生于十六世纪，和这里所说的并非一人。)他曾著书论述科学中衰的原因，提出恢复的办法，其中有很多名言，很值得引述出来，然而他为世人所知，离现在才不过一百多年。书中首先列举科学中衰的原因有四个：一是摹仿古人，二是伪装聪明，三是拘泥于旧习俗，四是庸人的困惑。近代华惠尔也论述过这个问题，根据当时现象，归纳为四个原因，和培根所论大不相同，原因之一是思想不坚定,二是烦琐，三是不善于假设；四是过于热情的性；而且援引很多例子加以证实。后来丁铎尔出来，表示不赞同他所阐述的第四个原因，说热情妨碍治学，仅仅是指那些神经衰弱的人，如果神经健全，反而可以促进科学研究。科学工作者年纪大了，所发现的不多，这并非由于科学工作者智力已经衰退，正是由于热情渐渐衰退的缘故。因此有人就说，搞科学知识方面的工作与道德无关，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假使真的脱离道德力量的制约，而只凭理智去搞科学，那么这种人的所作所为，也就非常有限的了。发现的原因，道德力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现在更进一步探究一下科学发现的更深刻的原因，还有比这点更重要的。因为科学的发现，常常受到一种超科学的力量的影响，换句话说，也可以说是受到非科学的理想所激发。古今那些著名的科学家统统都是这样的。兰克说得好：是什什帮助人，使人获得最正确的知识呢？那不仅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不仅是可以感觉到的东西，而是理想罢了。这是可以作为铁证的。英国的赫骨黎说得好，科学的发现来源于科学工作者的激情，和人的能力没有多大关系。有这个激情，即使是中等才能的人也能成就大业，如果没有激情，虽是天才也将是一事无成。这话说的很深刻而具有说服力。菲勒那尔以致力数学的研究著名，曾经写信给朋友说：名誉之心，久已没有了，我现在做的，不是为了追求荣誉，仅仅由于我乐于接受这种工作罢了。他把名誉地位看得是这样平淡。当然，发明创造的荣誉是很大的，但华莱士却把他的成就让给达尔文，本生也把自己的一生辛勤劳动交付给了基尔霍夫，他们都是这样的谦逊！所以科学工作者必须恬谈忘怀得失，经常保持谦逊，而成为富于理想，有着激情的人，如果这一切都没有，而想创造业绩留给后人，这是从来都没有过的。就是其他事业，也都是这样。如果有人要问，你写了这几代以来的旧话，恐怕是虚妄而不切合实际的吧？那我要说，可以说这正是增进近代实际利益之母。我们在这里叙述这母亲，正是为了要得到她孳生的儿子的缘故，同时也就是对她的抚慰。

　　在前述的黑暗时期中，虽有希望复兴古代的一两个伟人出现，但终不能如愿以偿，东方破晓黎明曙光，实际上出现于十五、十六两个世纪之间。只是过去文化衰落太久，思想界过于荒凉，虽然希望能循着古人的足迹向前，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做到，因此，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人们才确实开始听到那报晓之声。回顾在这以前，首先出现的是哥白尼(N.Coppernicus),他创立了太阳系的学说，随着出现的是开普勒(J.Kepler)发现行星运行的法则，此外有伽利略(GalileoGalilei),他对于天文学和力学两种学问都有很多发明，并善于引导别人从事这些科学研究，后来又有思迭文(S.Stevin)的机械学，吉尔伯特(W.Cilbert)的磁学，哈维(W.Harvey)的生理学相继出现。在法兰西、意大利等国的学校中，解剖学大为盛行；同时科学协会也开始建立，而意大利科学院成为当时科学研究人材的汇集之所。那时科学事业的兴盛发展，真令人惊叹。事物的发展趋势既是这样，自然会有杰出人物产生出来。所以在英国产生了法兰西斯•培根，在法国出现了笛卡儿。

　　培根(F.Bacon,1561--1626年)写书，历叙从古以来科学的进步，以及怎样达到主要目标的途径，这书叫《新工具》。虽然后来的结果，不如作者所预期的那样，但是平心而论，决不能说他的成就不伟大。只是他在书中所主张的，全是循序归纳的办法，而不再谈实验，后人因而觉得很惊讶。回顾培根的时代，学风和现在很不一样，往往得到一点两点琐碎的事实，就认为是创建了重大法则的前奏和原由，培根想矫正这种习气，不得不贬斥前人那种假设夸大的积习。因而偏于归纳法，不重视演绎法，这是不得已的事情。况且他对这个问题并没有专门谈过，我们观察他的思想方法，也并没有偏废,他认为弄清自然现象有两个方法：开始由经验而进入定理，然后再由定理而进入新经验。他说得好：事物的完成，是靠手呢，还是靠心思？这不能光靠一个方面来完成。必须有工具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条件才算具备了。其实，事业的完成既靠手功，也依靠思想的。看他这些话，则可知《新工具》第二部分中，必定会讲到演绎法的，然而这第二部分没有能够问世。因此，培根的学说并没有完成。他所阐述宣扬的，仅仅涉及系统的归纳法就停止了。系统的归纳法并不是人们所能做到的，它的成就不可能超越人们实践的范围；就根据实践来探讨新的理论，进而研究宇宙的根本法则，学者们都感到困难。况且培根不喜欢假设的方法，而在今日凡对科学有重大贡献，并使科学达到盛大的地步，恐怕多是从假设做起的吧。培根学说虽偏于一个方面，把它看做一种矫正社会风气的权宜之计，不应对他过分责难。

　　在培根之后大约三十年，有笛卡儿(R.Descartes1596-1650年)生于法国。他以数学闻名，近代哲学的基础，也有赖于他来建立。他以大无畏的精神提倡怀疑的思潮，相信真理的客观存在，故而专心致志探索意识的基础，到数学中寻找自己的方法论。他的言论中有这样的说法，认为研究几何学的，能够用最简明的定理，来求得最为繁难的命题的证明，我因而领悟到凡是人类所能认识的一切事物，也都应该用这个办法来解决。如果不把谬调当作真理，而遵循着应当遵循的法则，那么将没有什么事情不能成功，没有什么事物不可理解了。因此他的哲学用的完全是演绎法，推广应用起来，便用来驾驭科学,所谓由原因到结果，而不是从结果导出原因，这是他在《哲学要义》一书中所阐述的，而这也是笛卡儿研究科学方法论的基础，思想的枢纽和关键。至于他的方法，评论家也认为并不全面，如果对它信奉不疑，那弊病亦无异于偏信培根的归纳法，只是对于过于重视经验的人，可以起一点纠正的作用而已。若能正确对待这两种方法，那么偏重于培根的归纳法固属不对，偏重笛卡儿的演绎法也不能说是对的。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真理才能显示出来，而科学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正是把两者结合起来运用的缘故。如伽利略，如哈维，如波义耳(R.Boyle),如牛顿(I.Newton)都是倾向归纳法而不象培根信守演绎法。不象笛卡儿，卓然独立，不偏倚一方来从事自己的科学事业。培根活着的时候，他对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和科学实践带来的后果，怀着极为强烈的期望，过了一百年之后，科学更加发达，但事实却不如他所预期的那样。牛顿发现万有引力是非常卓绝的，笛卡儿对数学的研究也极为精深，而世人从他们的成就所得到的，只不过是思想的财富而已；国家的安定，人民的幸福，都未能得到。其他如波义耳在化学和力学实验方面的贡献，巴斯噂(B.Pascal)和托里拆利(E.Torricelli)在测量大气压力方面的创造，以及摩勒毕奇(M.Malpighi)等的精辟研究，成绩很大，但工业生产却依然如故，交通运输也没有改良，采矿业也没有什么进展，只是机械学有点结果，也不过才出现一些极为粗糙的时钟罢了。到十八世纪中叶，英、法、德、意各国科学界的人才辈出，地质学、化学、生物学的进步，呈现一片繁荣景象，如果要问这些进步给社会带来了哪些福利，那却是很不容易回答的。需经过长期酝酿之后，实际效益才明显起来，到了这个世纪的末叶，其成效则突然大为显著，不论是工业方面的机械设备也好，植物方面的培养繁殖也好，动物方面的畜牧品种改良也好，都一一蒙受了科学的恩惠，所谓十九世纪的物质文明，实际上就孕育在那个时候了。这潮流浩浩荡荡，人们的精神也振作了起耒，社会风气为之焕然一新。但是那些从事科学研究的杰出人物却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如上所述，他们只是把探求真理作为自己的唯一目的，极力扩展自己脑海的思想波澜，以扫除学术界的一切荒芜和污秽的现象，因而拿出他整个身心和全部精力，日复一日地探索大自然的规律。当时有名的科学家，没有不是这样的。象赫舍尔(J.Herschel)和拉普拉斯(S.deLaplace)的对于天文学，杨格(Th.Young)和菲涅尔(A.Fresnel)的对于光学，奥斯特(H.C.Oersted)的对于力学，拉马克(J.deLamarck)的对于生物学，德•堪多(A.deCandolle)的对于植物学，维尔纳(A.G.werner)的对于矿物学，赫顿(J.Hutton)的对于地质学，瓦特(J.watt)的对于机械学，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他们的目的，哪里是追求实利呢？然而，矿井里用的防火安全灯制造出来了，蒸汽机制造出来了，采矿术也兴盛起来了。而社会上一般人的耳朵和眼睛，却只震惊于这一些新东西的出现，每天都在赞扬当前的结果，对于科学家反而漠然置之。把因果颠倒，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想用这个方法求得社会的进步，这和在马的络头带上击鞭有什么两样，怎么会得到人们所期望的结果呢？但若说只有科学能够振兴生产事业，而生产事业对科学并没有什么益处，人们都羡慕科学事业的荣誉，那又是不尽然的了。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就有了分工的必要，每个人不得不各有各的专业，相互支援，从而取得了两者的同时并进。因此，生产事业的发展受益于科学研究的固然多，而科学从生产事业得到的帮助也很不少。现在我们设想自己置身于原始人中间，不用说显微镜、天平，就是酒精和玻璃仪器也得不到，那么，科学家将会怎么个状况呢？他们充其量不过只能运用自己的思维罢了。孤立地运用思维，这是雅典和亚历山大时代科学由盛而衰的愿因。许多事情都是利害相关，休戚与其的，这倒也是确实的呵。

　　由此可见，震惊于外国的强大，感到慄慄自危，每天都把振兴生产事业操练新军当做口头禅的人，表面上好象顿然觉醒了，实质上他们仅仅迷惑于当前事物的表面现象，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欧洲人到东方来，最引人注目的，固然没有超过前面说的振兴实业和加强军备这两件事。但这也还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而只是它的花、叶罢了。追溯它的根源，极其深远，只学一点零碎知识，有什么用处呢？这里，我也并不是说人们一定要以科学为头等大事，必须等到科学发展有了成果，才开始振兵兴业。我却相信社会的进步必有它的次序，事物的发展也有它的根源。我担心全国只去追求那些枝枝叶叶的东西，而没有一两个有识之士敢于出来探求它的根本，这样，那善于探本溯源的国家必将日益发展，而那舍本逐末的仍不免很快覆灭。处于现在的世界，是和古代情况不同的，尊重实利也行，学习技术也行，但也需要那种不被大潮巨波所冲决，敢于挡着潮流屹然独立，象古代那些杰出人物，能够在今天为将来播种下良好的果实，把幸福的根源移到自己的祖国来，这样的人，也不能不向社会要求，而且也应当对社会要求的了。丁铎尔不是说过吗：只着眼于事物外表，或者只凭对于政治事件的一些感受，而谀解各种事物真象的人，往往说国家的安危，只是决定于政治思想，但是最公平的历史事实，马上可以证明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试看法国能够有今天，难道有什么别的原因吗？只不过是科学方面的成就，超过别的国家罢了。一七九二年事变发生时，几乎是整个欧洲闹闹喔嚷地拿起武器攻打法国，联军在外边进攻，国内又发生了内江，武库已经空虚，士卒多已战死，既不能用疲惫的兵士去抵挡精锐的敌军，又没有粮食供应守卫的将士，束手无策的军人抚着长剑凝望着太空，政治家流着眼泪悲叹着行将到来的结局。人人束手，个个含恨，只得听候天命的摆布了。那时候出来振作他的国人是谁？出来震慑他的敌人的又是谁？我要说，那就是科学。那时的科学家，没有不尽心竭力，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看到士兵数额不足，便用科学发明来补充；看到武器不足，也用科学发明来补充。当防守的时候，都知道只要有科学家在，士兵们都有战争最终必胜的信念。也许有人会说，因为丁达尔自己是搞科学的，所以他夸大了科学的作用，而这样说，但我们只要引证一下阿罗戈的著作来作证，便可明白丁达尔所讲的并不错。他的书上说：当时国民大会征召士兵九十万人，以抵御从四面八方打来的敌人，要是没有这么多兵就不够用。但是不能征集足额，于是人人大为惊恐。加上军火库早就空虚，战备不足，眼前那种危急的情况，已是人力不能挽救的了。那时所急需的，首先是弹药，而原料硝石以往全都是从印度运来的，这时已断绝来路。其次是枪炮，而法国产铜不多，必须依靠俄国、英国和印度的供给，到现在来源也断绝了。第三是钢铁，平时也都是从外国进口，而且冶炼技术，无人知晓。最后没有办法了，于是召集全国的科学家来开会讨论，认为这时最重要最难得的是火药。连政府与会的官员都认为没有办法，因此叹道：“硝石在哪里？”叹声未绝，科学家蒙日立即站起身来说：“有的！我们到适当的地方去找，如在马厩土仓中，就有数不尽的硝石存在，那将是你所梦想不到的。”他的天赋高，又有知识，加上诚挚的爱国心，环顾满屋子里的人说："我能搜集那些泥土来制造火药！”不过三天，火药果然就制成功了。于是就把这个极为简便的方法在全国推广，老弱妇孺，都能够制造，不多久，整个法国就象一座大兵工厂似的了。此外，还有化学家，能用化学方法分解时钟上的铜，用来制造武器，而炼铁的新方法也产生在这时候，所要铸造的刀剑枪械，一律都用国产钢铁.而制造皮革的技术也很快成功，做军靴的皮革不再缺乏。当时使人们感到奇异的作为飞行器的气球和在空气中传递的电报，都有所改进，推广用到战争上来了。摩洛将军曾乘着气球去侦察敌阵，了解到真实情况，因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丁铎尔曾评论说：法国在当时产生了两种东西，即科学与爱国。在这次战争中，贡献力量最大的是蒙日（Monge）和加尔诺（Carnot）,参与其事而贡献了力量的，是孚勒克洛、穆勒惠和巴列克黎等人。伟大事业的成功，这就是关键。所以说，科学是照耀世界的神圣的光，可以阻遏邪恶的趋势而鼓舞人心。处在生活安定的时代，它闪耀出人类智慧的光辉；处在动乱的时代，则由于它的感化力量，可以产生出象加尔诺这样的人来整顿时局，可以产生出比名将拿破仑还要强有力的人物。我们现在看了前面所举的事例，那注重根本的重要性，便一目了然了。那些枝枝叶叶的东西虽然也能够灿烂于一时，但因为根基不牢固，顷刻之间就可以萎谢，无论做什么事，在开始时就积蓄力量，这样才可以长久。还有不可忽视的事项，就是应当防止社会风气偏于一方，一天天走向一个极端，结果就会渐渐失去根本精神，而破灭也会随之而来。假使全世界仅仅知道推崇科学知识，则人类的生活最后必然变得死气沉沉，枯燥无味，这样久了，则人的美感会逐渐淡薄，敏锐的思想也要丧失了，而所谓科学也要同归于尽的。因此，人们所应当希望应当要求的，不仅要有牛顿，也希望有莎士比亚（Shakespeare）这样的诗人；不仅有波义耳，也希望有画家如拉斐尔（Raphaelo）；既要哲学家康德（Kant）也必须有音乐家如贝多芬（Beethoven）；既要有生物学家达尔文，也一定要有著作家卡莱尔（Carlyle）。所有这些人，都是使人性接近于全面发展，不使它有所偏颇，因而造就了今天的世界文明。啊，人类文化的历史事实所留下的启示，就是这一些吧！

（1907年作）

①译文均采用外国科学家的新译名，如毕达哥拉斯鲁迅原译毕撒哥拉,德谟克利特原译迪穆克黎多,阿基米德原译为亚勒密提士，欧几里德原译为有克立；希罗原译为希伦：开普勒原译为开布勒；伽利略原译为格里累阿；吉尔伯特原译为吉勒裒德；拉马克原译为兰麻克；牛顿原译为奈端；弗兰西斯•培根原译为法朗希思•培庚，等等。

②原文中的若干书名，引用时也作了改译。如«理想国》，鲁迅原作中译为《邦国篇》；《新工具》原作中译为《格致新机》等等。

争议

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