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1912年6月10日〔23日〕）

　　修正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著名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面临危险》的文章。这位政治家认为，危险在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一定会被各县警察局长操纵。防止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国内一切立宪分子联合起来”，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统统联合起来。

　　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罗斯新闻》编辑部特地写了一篇评论，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文章表示“满意”。该报写道：“我们现在认为，反对派力量的这种联合，是当前的迫切需要。”

　　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报纸《言语报》，在引述普罗柯波维奇先生文章的内容和《俄罗斯新闻》的评论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要是读一读社会民主派的机关报刊，看到它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就未必会认为这种号召〈即“联合”的号召〉具有什么实际意义。”

　　于是，关于竞选策略以及工人对自由派的态度这个重要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自由派并不是象严肃的政治家，而是象媒婆那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的目的不是弄清真相，而是掩盖真相。

　　的确，请想一想下面的这种情况吧。自由派所说的“联合”是不是指各党派的合并呢？绝对不是。不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俄罗斯新闻》或《言语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是。

　　那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联合，是指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等右派了？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试问，“左派”中有没有人否定这种一致行动呢？

　　谁也没有否定。这是人所共知的。

　　同自由派达成协议投票反对右派，这也就是民主派和自由派在选举时的“联合”。自由派究竟有什么不满意呢？为什么他们避而不谈“左派”已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承认协议了呢？为什么他们羞羞答答地回避正是自由派丝毫没有明确地、肯定地、正式地说到同左派、同民主派、同马克思主义者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他们在谈选举策略的时候，却对认为可以同“左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只字不提呢？

　　先生们，事实俱在，任何的支吾搪塞都无济于事。正是左派，正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明确而正式地主张同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达成协议去反对右派。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对待左派的问题上避而不作十分确切而正式的答复！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对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因此对于他歪曲真相的做法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原谅他对马克思主义者的明确决定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含糊其辞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从上面援引的《言语报》上说的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句话，可以看得很清楚。

　　从《言语报》上的这句话必然会得出下面的结论：为了同自由派联合，民主派就不应当“把全部力量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先生们，请把这说得明白些！请明确地、正式地提出你们的条件来！糟糕的是你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假如你们试图提出这种条件，就会引起人们哈哈大笑。你们提出这种条件就等于自己反驳自己，因为你们都一致承认自由派同民主派（更不用说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有着“深刻的意见分歧”。

　　既然有意见分歧，既然意见分歧是深刻的，那怎么可以避免斗争呢？

　　自由主义的谬误在于：一方面拒绝合并，认为有深刻的意见分歧，强调不可能使“每个政党放弃其纲领中的基本论点”（《俄罗斯新闻》），另一方面却又抱怨“同反对派作斗争”！！

　　可是我们再进一步看看这个问题。第一，《言语报》提到的那些报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这是不是事实呢？不，这完全不是事实。自由派举不出任何一个问题来说明民主派没有把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右派作斗争！！谁要想检验一下这些话是否正确，那不妨做个试验。比如说，请随便拿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报纸，从中任意挑出相连的三号，然后提出三个你要检验的政治问题，对照一下文件材料，看看根据你所选的报纸和你所选的问题，究竟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主要是“用来”反对谁的！

　　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是不会去做这种谁都能做的简单试验的，因为任何这种试验，都会证明你们错了。

　　不仅如此。第二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可以更令人信服地驳斥你们。整个民主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同自由派作斗争的呢？他们的斗争是这样进行的而且完全是这样进行的：他们对自由派的每一次（绝对是每一次）责备或责难，本身一定包含着对右派更坚决、更严厉的责备或责难。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下面几个例子可以清楚地说明我们的想法。

　　我们指责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请你们指出，我们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沉重地打击了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主张“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请你们指出，我们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厉害地指向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害怕群众运动。这又怎么啦？你们能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我们不是这样去责难右派的吗？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维护“某些”能够“用来”反对工人的中世纪制度。这样指责自由派，也就是同样指责并且是更厉害地指责一切右派。

　　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你们随时随地毫无例外地都会看到，工人民主派指责自由派完全是因为他们接近右派，因为他们反对右派不坚决，甚至是做做样子，因为他们不彻底，然而对右派的指责就不是什么他们要负“一半罪责”，而是说他们“罪恶十足”。

　　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的斗争”比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加彻底，更加富有内容，更加能够教育群众和团结群众。先生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为了在这方面不致产生丝毫怀疑，为了防止粗暴歪曲我们同自由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为了防止出现“反动的一帮”这种谬论（即政治上把自由派同右派混为一谈，把他们看作一个反动联盟，是反动的一帮），我们在自己的正式声明里，对同右派的斗争的提法，总是与对同自由派的斗争的提法有所不同。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任何有教养的自由派一样，对这一点非常清楚。例如，他知道，我们在确定各个政党的社会本性、阶级本性的时候，总是强调指出右派的中世纪性质和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属性。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中世纪性质可以（而且应当）消灭，即使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能做到，可是，资产阶级属性在这种范围内就无法消灭，但可以（而且应当）向资产阶级农民，而不是向资产阶级地主“呼吁”；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不是向资产阶级自由派“呼吁”；“呼吁”资产阶级的完全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半自由。我们对俄国当前的自由派的批评，即我们根据当前迫切任务所提出的批评，正是这种呼吁，而且仅仅是这种呼吁。

　　请看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下面的一句话：“为人民群众创造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这就是目前既能把左派也能把反对派联合起来的最近的目标。”

　　再没有比这更无内容、更空洞、更不可信的话了。十月党人和狡猾的“民族党人”都会同意这句话，因为它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这纯粹是诺言，是唱高调，是用外交辞令来掩盖自己的思想。可是，既然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其他许多自由派一样有舌头是为了隐瞒自己的思想，那我们就要试试来履行我们的义务：把这里所掩盖的东西揭露出来。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两院制是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我们认为不是。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认为是。由于自由派有这种看法，我们指责他们反民主反革命。而当我们对自由派提出这种指责的时候，我们也就更严厉地指责了一切右派。

　　其次，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合”会怎样呢？是不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我们就拒绝同自由派联合起来反对右派呢？不，我们决不会拒绝。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一切类似的、重要得多的政治自由问题上的反革命观点，我们早在1905年或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了，可是我们在1912年还一再说：不论在决选投票时或在选举的第二阶段，都容许同自由派达成协议去反对右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君主主义自由派尽管不彻底，但它毕竟不同于农奴制的反动派。不利用这种区别，那就是非常糟糕的工人政策。

　　再进一步看。如何利用呢？在什么条件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合”才是可能的呢？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左派同反对派作坚决斗争，那就谈不上什么联合了。而且自由派还对自己的想法作了这样的解释：要求愈低，赞同的人就愈多，联合的面就愈广，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就愈大；如果实行“尚可将就的”两院制的（以及其他的……怎样才说得更委婉一些呢？……稍微背离民主主义的）宪制，一切民主派和一切自由派都会拥护；这样就不错了；如果坚持“纯粹的”民主主义，进步派就会离开，还会把许多立宪民主党人“推开”，结果就会分裂和削弱“立宪分子”。

　　这就是自由派的推论。而我们的推论则不同。没有群众的觉悟，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这是我们的基本前提。自由派眼睛盯的是上层，而我们看的是“下层”。如果不去说明两院制的害处，或者哪怕是稍微削弱同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反民主观点的“斗争”，那我们就会把自由派的地主、商人、律师、教授“吸引”过来，而他们都是普利什凯维奇的亲兄弟，他们是决不会真正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我们“吸引”他们，就会推开群众，这就是说，在群众看来，民主并不是外交招牌，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休戚相关的事情，是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定会丧失对两院制拥护者的信任；这也就是说，削弱对两院制的抨击，就表示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够，而如果群众没有觉悟，昏昏沉沉，不坚决行动，那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

　　立宪民主党人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对我们说，你们同自由派论战，就使得左派和反对派分裂了。我们回答说，彻底的民主派就是要推开那一小撮最动摇不定、最不可靠、对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最能容忍的自由派，而吸引千百万正在觉醒的、向往新的生活、向往“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群众，同时我们对“正常的政治生活”这个字眼的理解，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理解相距甚远，完全不同。

　　除了两院制，还可以以土地规划委员会的构成为例：是应该象立宪民主党人主张的那样，给地主、农民、官吏各1C3的权力，还是应该在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权的情况下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呢？请问，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一点来说，应怎样理解“人民群众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在这个问题上实行彻底的民主会推开谁和吸引谁呢？

　　请《俄罗斯新闻》不要忙着反驳我们，说“各个纲领中现在压倒其他各条的是一切进步政党所共认的一条，即要求实现政治自由”。正因为这一条压倒一切——这完全是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才必须使最广大的群众，使千千万万的人民分清半自由和自由，并了解政治上的民主同土地改革中的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没有觉悟，缺乏朝气，无所作为，态度不坚决，没有自主性，那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

载于1912年6月10日《涅瓦明星报》第12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21卷第359—365页